有人成功有人倾家荡产 撼动华尔街的华人四大高手 香港商报
李山泉：大器晚成的“财神”
华尔街的华人金融圈子里，李山泉算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他曾任中国旅美金融协会首任主席，经常为连通中美张罗一些事务，很难想象，作为美国著名共同基金公司奥本海默（OppenheimerFunds）的14个核心管理者之一、曾运作过美国评级第一名基金的这个金领人士，竟然35岁才入行。
李山泉1954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1978年恢复大学联考后考入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学习。1982年，李山泉大学毕业，以一篇出类拔萃的毕业论文引起了刚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注意，于是被调到该中心的综合局，从事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
1984年底的一次出访，改变了李山泉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者的命运。李山泉回忆说，访问德意志银行时，他被分到无需翻译的一个小组。对于在人民大学只学过两年英语的他来说，这次经历“终生难忘”，“近两个小时的交谈和用餐，左邻右桌被我整得够呛，不用说老外谈了什么，连我自己讲了什么都记不得了，双方互相微笑的时间远多于交谈”。从欧洲回到北京后，李山泉每天6点就起床读英文，并于第二年被美国“汉弗莱学者计划” 录取，前往波士顿大学进修，一年后学成回国。在北京短暂停留后，李山泉再度赴美，进入布兰德斯（Bran-deis）大学攻读国际金融和经济学，两年后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在紧接着攻读博士期间，李山泉被美国阿凯典（Accadian）投资管理公司户用，开始“试水”投资管理。这一年，李山泉已经35岁“高龄”，在人才辈出的华尔街，算是个另类。1991年，李山泉应聘到著名的老牌华尔街投资银行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Harriman）投资战略部任高级分析师，在这里他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开创了独特的动态投资分析法，此法着重于对股票预期和公司间相对变化两个要素的分析，结合基础分析、数量分析和技术分析的方法，使实际投资回报显著增加。也正是在布朗兄弟公司，李山泉认识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比尔威力贝。当威力贝从布朗兄弟公司跳槽到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任全球部主任后不久，1995年11月，李山泉也被挖到奥本海默，并很快晋升为基金经理。
李山泉依据动态投资分析法，对亚洲金融危机作出准确预测，他主管的投资在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和世界经济动荡的形势下，连续多年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高回报。他运作过的最著名的两个基金是欧洲股票基金和国际小企业基金，这两个基金当时被美国著名的评级公司LIPPER 分别评为第五名和第一名。因此，李山泉被投资人视为“财神”。
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以奥本海默公司前董事长名字命名的杰出贡献奖，而在奥本海默公司数千名金融从业人员中，能够获得这个奖的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目前，李山泉管理着8.4亿美元规模的黄金和特殊矿产基金。可能是受到早年工作的影响，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关注，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替中国的老百姓管管钱。
黎彦修：翻云覆雨的对冲基金玩家
1991年，一个大投行的美国交易员问一个刚来报到的年轻的中国分析师：“衣服干洗好了吗？”12年后，那个年轻人投资3000万美元，在华尔街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用户之一就是那个美国交易员。现在，这家对冲基金的规模已数十亿美元。这就是发生在美国前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oreAdvisors）CEO黎彦修身上的故事。
今年40岁出头的黎彦修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1988年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统计学博士学位。因后来对金融学产生兴趣，转读该校MBA。 1991年毕业后，黎彦修先在美林证券从事投资研究，凭着扎实的数学和统计专业能力，他的才能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逐渐显露出来，并在两年后如愿坐上了交易员席位。交易员虽然不是什么高级职务，但在以“造钱”为终极目标的华尔街，明星交易员有时可以获得千万美元的提成，可谓“利”高盖主。1996年，黎彦修受聘于多伦多的加拿大多明尼安银行美国证券公司，负责该银行可转债投资。他管理的部门连续6年每年的业绩成长都在20％以上，圈内人说，按15％提成，黎的年收入超过很多华尔街大公司的CEO。
2003年3月，一直想独力创业的黎彦修率领原班人马离开该银行，成立前沿基金管理公司。公司起步基金为 3000万美元，黎彦修是控股大股东。目前，前沿基金掌管着数十亿资金，不仅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华人拥有的对冲基金，而且其规模位于全球对冲基金的前100 名左右。“我们在美国没有特殊关系，全靠每月的业绩吸引投资者。”黎彦修说。
黎彦修对对冲基金的把握从早在多明尼安银行工作时就体现出来。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很多公司倒闭，很多非常优秀的公司也都跟着卖出，而黎彦修则大量买进。那一年大家都输钱的时候，他赚了很多。那是黎彦修多年的金融生涯中最快意的时候。
他希望他的公司起码存在20年以上。这个公司有自己的公司文化、投资哲学、投资程序和投资网络。他说，他想给华人后来者一个启示，“华人在金融界也可以独立创业”。
楚钢：数中自有黄金屋
与李山泉和黎彦修相比，楚钢的华尔街模式带有某种典型性。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毕业、美国东北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进入华尔街从分析师到交易员再到基金经理直至董事总经理（ManagingDirector）。
华尔街看重他的并不是理论物理，而是他20多年学习打下的雄厚的数学基础。“华尔街现在离开了数学模型根本就玩不转。”
位于纽约的中国旅美金融协会主席陈毅松说。美国资本市场正在寻求以技术手段作为主要的投资依据，取代仅凭主观来判断市场的方式。华尔街对数学的痴迷，并没有因为1998年以数学分析著称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俄罗斯金融危机中几近破产而发生改变。 “数学模型给比较感性的投资者一定的纪律”。
这种从业背景也造就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华尔街华人圈子里无人能撼的地位。中科大的统计资料显示，该校有五六百校友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务，占华尔街华人的四分之一以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物理、力学、数学、统计等学科出身。2006年，中科大校友在纽约的论坛上，就出现了在雷曼兄弟、花旗集团、JP和 AIG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另类投资和市场风险管理等多种工作的校友。楚钢也是演讲嘉宾之一。
楚钢现在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的市政套利基金组合，并在花旗的市政套利策略中负责所有的对冲和风险管理活动。在华尔街华人圈子里算是佼佼者，楚钢加盟花旗另类投资部之前，曾先后分别在著名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的市政套利交易部门和花旗银行的免税结构性产品业务部门，负责共同管理和买卖60亿和50亿美元的市政套利交易基金组合。在此之前，他还先后在花旗银行新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部门担任过风险分析师、金融衍生产品结构风险经理、以及两年的首席交易员。
邓琨：弃文从商的传奇基金经理
与大部分华尔街华人金融家不同，纽约拉扎德资产管理公司（LazardAssetManagement）的执行董事、高级基金经理邓琨出身于文科。而这个文科生的另类投资，竟创造了世界第一的佳绩。
现年42岁的邓琨原籍江西，外公涂公遂曾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弟子，后来任香港大学教授和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文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受家庭影响，我喜欢阅读中国诗歌和外国戏剧，一直想做一个文学家，从来没有想要做个基金经理。”邓琨说。
1989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邓琨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初，他在长岛当起了教书匠。
“文学毕竟只是阳春白雪，距离现实生活太远”。后来为了生存，他弃文从商，转到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读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毕业后，邓琨在康州格林威治一家避险基金公司担任分析师、研究部主任，然后被拉扎德（LazardAssetManagement）公司挖角。 1997年邓琨加入拉扎德公司时还只是一位副总裁，第二年就升任高级副总裁，两年后又更上一层楼，获聘公司董事，成为这家拥有160年历史的老牌投资公司的少数合伙人之一，成为华人在全球封闭型基金领域里的传奇。
邓琨认为自己在投资上是个“半桶子水”。“我数学不精通，统计不精通，经济也不精通”。但是，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写诗功夫在诗外。世界万物，其背后的道理相通。“我的关键是我有变通的思想”。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评比，邓琨管理的世界信托基金在2004年每月平均回报是1.93％，在661只全球性基金中名列榜首，而全部基金每月平均业绩为0.51％。在此前三年间，邓琨的基金的每月平均业绩是1.75％，在424只基金中名列第一，而所有基金的每月平均回报为-0.24％。这是华人基金经理在国际金融界首次拔得头筹。今年拉扎德公司的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的资讯栏里又赫然写著“KunDeng”作为招牌。
全球资本市场的火爆造就了众多传奇人物的财富故事。旅美华人谭健飞，一个来自中国的穷小子，闯荡美国15年，最终踏入华尔街这个由白人控制了近400年的历史大舞台，成为一名令人艳羡的华尔街职业操盘手。他的自传《操盘华尔街》一书，目前在国内大受热捧。
李山泉：奥本海默基金副总裁兼基金经理；黎彦修：前沿投资首席执行官；楚钢：花旗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资深投资经理；邓琨：拉扎德资产管理公司执行董事、资深基金经理。
华尔街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金融超级玩家云集之处。近20年来，一大批像谭健飞一样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闯荡天下，经过优胜劣汰脱颖而出，谱写了许多传奇故事。今天，在这个全球金融冒险家的乐园里，华人金融家已成为华尔街不可小觑的一个群体。
Wednesday, March 28, 2007
旅美人口学家何剑：美国女华人的现状和分析
旅美人口学家何剑：美国女华人的现状和分析 何剑
本文将引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的数据，对美国华人，特别是华人女性的现状做一相对客观、全面、理性的描述和分析。在全美国及全亚裔人口的大背景下做比较，使读者对目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女性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
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到2000年4月1日，全美国共有人口228,421,960，其中白人占了75%，西班牙裔作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12.5%，黑人占12.3%。而亚裔做为近20年来美国成长最快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3.6%，共有10,242,998人。
在亚裔中，总数为2,422,970的华人占的比例最大，超过亚裔总人口的20%（23.1%），为全美总人口的0.9%，也就是说，每 1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人。 在华人中, 女性比例为51.8%，男性比例为48.2%，就是说, 华人女性总数为1,255,905，男性为 1,167,065。 在美国，人口普查虽然被写进了宪法，要求每一个公民积极参与，但在实际实行中，参与率远远达不到百分之百。这就需要对人口普查数进行调整。
就美国华人这一特定人口来说，除了上述的低计数率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即自中国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及学者来美攻读学位，他们在美的身份是非移民类身份，这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不回复美国的人口普查问卷。这部分人口占美国华人总数的比例，因没有统计数字，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推算。
但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根据作者长期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经验，可做一个大致的估算，并根据这一估算，对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做一个调整. 经过调整（对人口普查中的低计数率及非美国籍及永久居民人口二项因素进行调整）后的美国华人总数在2000年已接近300万，其中男女各150万，女性比男性多 10万左右。在美国华人人口中，低于14岁的年龄组，女性占17.3%，男性占18.5%，在大于65岁的老年人口组，女性占10%，男性占9.1%，而在15～64岁的劳动就业人口年龄组，女性为72.7%，男性为72.3%。
在美国15岁以上的华人女性中，目前处于已婚状态的占62.8%，从未结过婚的占25.5%，孀居的占7.1%，离婚的占4.5%。如果将华人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全美女性做个比较，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在全美女性中，目前处于婚姻状态的，仅为54.6%，大大低于华人女性的62.8%。
全美女性的离婚比例是10.8%，就是说每100个婚姻中，有近11个解体。这个比例是华人女性的2.4倍。而处于孀居状态的全美女性占女性总数的 10.5%，也大大高于华人女性的7.1%。 再来看家庭类型, 这也是研究妇女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指标。大约84%的华人家庭是传统意义上的双亲婚姻家庭。这一比例比全美的平均比例（76.7%）高出了将近10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华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传统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传统的双亲婚姻家庭中，夫妇双方同时都工作的华人家庭占总家庭数的40%，比全美平均的36%高出10个百分点。比其它亚裔的平均数也高出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华人妇女的就业比例要高出全美平均值，也高出其它亚裔族群。
说到收入就不能不涉及到就业分布状况。概括起来，美国华人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依次为：管理及各种专业性工作，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销售及与办公室工作相关的职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以及金融保险房地产业。
在16岁以上华人女性就业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从事管理及各种专业性工作，大约有26万人，占女性就业总数的48.6%。其中大约8万人从事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占了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二，9万多人，从事与财务，企业管理有关的工作。占华人女性就业第二位的是销售及与办公室工作相关的职业，近 13万8千多人，占26.2%。占第三位的是服务行业，有6万8千多人，占13%。从事保险、金融、房地产行业的有5万4千多人，占女性总就业人数的 9.7%。
另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指标是教育。美国各族裔25岁以上人口获得的教育水平百分比, 在完成大学本科教育的层面，25岁以上华人男性有 23%，女性中有25%完成了本科教育，而在这一教育层面的全美平均值则是16%和15%。再往上看，完成硕士教育的，华人男性占17%，女性占13%，远远高于全美平均的6%和6%，也高于亚裔平均的13%和9%。到完成博士学位这个程度，全美平均为男性1%，女性1%，亚裔平均为男性4%，女性1%，而华人男性为8%，女性为3%。如果把获得大学以上学位的人口加在一起统一计算，全美平均完成大学以上学位的男性为26%，女性为23%，亚裔平均男性为 48%，女性为40%，而华人男性为53%，女性为44%。
有了上述统计数字做为依据， 我们就有可能对美国华人女性的状况作一番客观的文字描述。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21世纪的美国华人女性，她的主体应该是一群年富力强、高教育、主流就业、收入等同或略高于美国同龄妇女的平均水平、已婚率高、离婚率低、独立自主、自强自力的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不仅与美国历史上挣扎在煤矿或铁路工地等社会最底层、饱受欺压的华人妇女有着天壤之别，也与上一世纪移民到美国，生活在各城市唐人街上，开洗衣店、餐馆、小杂货铺的华人妇女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美国各少数族裔，甚至处于主流地位的白人女性相比，也是绝不会逊色的一个群体。
首先，占据美国华人女性主导地位的，处于15～64岁年龄段的华人女性，大部分是台湾6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踏上美国土地的。她们来美国的目的与先辈同胞截然不同。她们是到美国来求学。她们中大部分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来美国是接受硕士、博士等更高的教育的。这些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国内各名校的毕业生，是自己那一代人中的出类拔萃者。
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比如嫁个老外跟来美国的，但毕竟是少数。 正是由于这一群人本身的实力、能力和经历，决定了她们独立自主、自强自力的精神。她们既不甘心于做家庭妇女，相夫教子，也不安心于饭馆打工，打扫卫生这些地位低下的工作。
她们这些人中，有奖学金的，马上投入紧张的美国大学生活之中，当助教，助研，或从事其它一些与学术有关的工作。没有奖学金的就边打工，边上学。也有不少华人女性，先是打工赚钱，供先生念学位。待先生完成学业，找到工作之后，自己三十好几，甚至四十好几的年龄，又重入大学校门，苦读几载，毕业后也找到了不差的工作。
特别是不少来美的华人女性，面对美国残酷的就业市场，不得不半路出家，改换专业，在国内学中文、新闻、外语、物理、化学等等专业的，有不少改学计算机、会计、统计等比较好找工作的专业。虽然是赶鸭子上架，困难多多，但有志者事竟成，加上本身素质比较高，学习能力强，也都能完成学业，拿个文凭，再凭一技之长，找个收入不菲的工作。也有不少拿F－2或J－2签证到美国来伴读的女性，因各种原因，未能在美国大学取得学位，无缘在所谓的主流社会就业，也很少有呆在家里吃闲饭的，不是在餐馆打工，就是在其它服务行业就业，总归要自食其力。
有人说，中国女性，特别是大陆来的中国女性这种自强自力的精神与大陆多年来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有关。我认为，关系是有，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这些华人女性所受的高等教育有关。一般来讲，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或一技之长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绝不希望一辈子呆在家里荒废光阴。
与华人男性相比较，美国的华人女性还有一个非常利于其发展的优点，就是适应性强。由于中国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在国内已取得较高学历，有了较体面工作的华人男性，到美国后要放下身段，从头做起，地位反差大，心理不平衡，往往水土不服，要渡过或长或短的一段心理调试期，有人甚至由不适应发展到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从而演变出一些个人或家庭的悲剧。
而华人女性则不然，她们骨子里要强，不服输，但行为上则可上可下，可塑性极强。许多华人女性都是到美国没几天，甚至下飞机第二天就开始去餐馆打工。虽然也觉得苦，也心理不平衡，但她们为自己及家庭的前途，为丈夫，为孩子，可以忍辱负重。大概正是中国妇女传统中这样一种为家庭付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她们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如鱼得水，更挥洒自如，更能呼风唤雨。
统计数字显示，25岁以上的美国华人妇女中，25%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13%完成了硕士教育，3%完成了博士教育，而完成相应教育的全美平均百分比分别是15%，6%和1%。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层次的教育作为基础，成千上万的华人女性才得以进入美国的主流就业市场，担任管理人员、专家、学者，或从事与计算机、财务等有关的技术性工作。
由于环境、背景、语言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美国政界就职的华人及华人女性还是凤毛麟角。但假以时日，情况会有所改观，特别是在华人的第二代中，普遍起点相当高，又是在美国土生土长，思想观念基本上美国化了。
华人第二代中就有不少出色的女孩子有志于从政，并正在努力。 如果将大陆来的华人女性与台湾来的华人女性做一个比较，大陆来的女性独立性要更强一些，而台湾来的女性中国文化传统的色彩更浓一些。在台湾的社会文化中似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男主外, 女主内一直是一种主导的模式。台湾来的华人女性，即使在台湾已受过大学教育，很多人到美国后则安于陪读、生子、做家庭主妇。相比之下，大陆女性就“不安分”了许多。不用说在国内就大学毕业的，就是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的女性，来美后也想方设法要到大学拿个学位文凭。实在上不了学的，也要退而求其次，干一份计时工作，如售货员、餐馆服务员等等。
说到美国华人及华人女性的婚姻状况及感情生活，比起太平洋对岸，神州大陆上丰富多采的形式与内容，这里要相对平淡与沉寂得多。具体讲就是已婚率高，离婚率低，婚姻相对稳定，感情出轨，第三者介入的事情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在美国的华人道德标准与中国本土有多大的不同，主要是环境使然。
300万华人，在全美国只占了百分之一，还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及南方的大城市。在遍布美国广大领土上的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城市中，华人的数目有限，由于生活的范围和圈子都很小，出轨的机会自然就很小。白人虽多，但下决心与异族通婚的，毕竟还是少数。
说到华人女性的感情生活，应该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移民所造成的文化、经济、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在移民的开始几年，各方面的落差以及不适应，必然会给原有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时适应不了，或调整不当的家庭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以失败告终。
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家庭中的男性一时找不到定位，突然由原来家中的主要经济基础及主导地位，变成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心理压力大，失败及实落感强烈，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这种打击对中国男人是严重的。而处在这种情形中的华人女性，虽然有为家庭献身的精神，也不乏自强自力，撑起半边天的勇气，但面对接踵而来的挫折和打击，委屈和怨气与日俱增，如果没有异常稳定的婚姻基础和较好的个人素质，家庭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在我移民美国二十多年的经历中，周围华人家庭发生这类问题的比比皆是，矛盾有大有小，造成的后果也不尽相同。最终离异的有，但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在经历了长短不等，几年的磨合之后，随着学业、事业的逐渐走上轨道，压力减小了，矛盾也弥合了，随着夫妻双方的毕业，就业，买车，买房，家庭和婚姻都安定并稳定下来。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华人女性逐渐将生活的重心由事业转向了家庭、孩子。
据我观察，华人女性对房子的要求一般要高于男性配偶。同时，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了家务劳动上。但这样做的同时，她们绝不放弃费尽千辛万苦赢得的职位，即使先生的收入足以养家，华人女性仍然坚持经济上的自立，并始终希望保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角色。
一般的华人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三个以上的不多，没有的也很少。人到中年的华人女性，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子女身上。在这方面，华人女性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她们父母一辈的传统以及她们幼时的经验，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既有过分的爱护和照顾，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从小逼着孩子学琴、学画，在美国也照样风行。
由于美国大学看重孩子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华人父母们就又给孩子加上了打网球、篮球之类的业余体育训练。再加上周末的中文学校，使得华人家庭的孩子比他们的美国同学负担重得多。孩子们从小在美国长大，很难理解父母的文化传承，矛盾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好在大部分华人女性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多少能将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美国的社会现实做一番比较和反省，并作出适当的妥协和调整。能这样做的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趋缓。反之，如果家长顽固地守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加上攀比心理强，方法简单粗暴，往往激化与孩子的矛盾，亲情受到影响. 后果是要么造成反叛，要么引而不发，直到孩子上了大学，彻底脱离父母的约束。
空巢后的华人家庭，如有条件，男性往往在“海归”与不归的问题上犹豫、挣扎。这时的华人女性则一般变得比较“安分”，与她们当年来美国时的决心和干劲反差较大，基本都安于现状，朝九晚五上班，周末二天在家里做家务，买东西。偶而和朋友一起聚一聚，打打牌，也都有固定的很小的圈子。生活应该说比较安逸，但也很平淡，沉闷。未来何去何从，对这一代华人及华人女性来讲，还是一个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他（她）们走在路上，欲罢不能。前方的道路虽然仍有风险，但并不崎岖。归宿在哪里，是个想也没有用的问题。
相比国内的同胞，他们得到的是生活的安逸与生活条件的优越。失去的则是熟悉的文化，疏离的亲情，和没有归属感的失落。但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无论生活在哪里的国人都不得不摆正的心态。
概括起来，华人女性用自己的能力、勤奋和毅力，在美国这片大陆上，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打拼出了一个个新的天地。与此同时，她们也用自己的才智和一技之长，为美国社会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为母亲，又是承前启后的第一代移民，她们在中美两种文化与观念的碰撞和挣扎中，以极大的爱心和智慧孕育出了兼具中美文化传统的华人下一代。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世代的接力中，将大大促进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历史将不会遗忘她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和功绩。
作者简介：何剑，1984 年考取联合国奖学金赴美攻读学位。1986 年、1990 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人口学博士学位。为美国俄亥俄州政府首席经济人口发展专家，美国人口学家学会会员，美国社会学家学会会员，美国统计学会会员，大陆旅美经济学家学会会员。
本文将引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的数据，对美国华人，特别是华人女性的现状做一相对客观、全面、理性的描述和分析。在全美国及全亚裔人口的大背景下做比较，使读者对目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女性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
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到2000年4月1日，全美国共有人口228,421,960，其中白人占了75%，西班牙裔作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12.5%，黑人占12.3%。而亚裔做为近20年来美国成长最快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3.6%，共有10,242,998人。
在亚裔中，总数为2,422,970的华人占的比例最大，超过亚裔总人口的20%（23.1%），为全美总人口的0.9%，也就是说，每 1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人。 在华人中, 女性比例为51.8%，男性比例为48.2%，就是说, 华人女性总数为1,255,905，男性为 1,167,065。 在美国，人口普查虽然被写进了宪法，要求每一个公民积极参与，但在实际实行中，参与率远远达不到百分之百。这就需要对人口普查数进行调整。
就美国华人这一特定人口来说，除了上述的低计数率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即自中国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及学者来美攻读学位，他们在美的身份是非移民类身份，这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不回复美国的人口普查问卷。这部分人口占美国华人总数的比例，因没有统计数字，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推算。
但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根据作者长期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经验，可做一个大致的估算，并根据这一估算，对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做一个调整. 经过调整（对人口普查中的低计数率及非美国籍及永久居民人口二项因素进行调整）后的美国华人总数在2000年已接近300万，其中男女各150万，女性比男性多 10万左右。在美国华人人口中，低于14岁的年龄组，女性占17.3%，男性占18.5%，在大于65岁的老年人口组，女性占10%，男性占9.1%，而在15～64岁的劳动就业人口年龄组，女性为72.7%，男性为72.3%。
在美国15岁以上的华人女性中，目前处于已婚状态的占62.8%，从未结过婚的占25.5%，孀居的占7.1%，离婚的占4.5%。如果将华人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全美女性做个比较，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在全美女性中，目前处于婚姻状态的，仅为54.6%，大大低于华人女性的62.8%。
全美女性的离婚比例是10.8%，就是说每100个婚姻中，有近11个解体。这个比例是华人女性的2.4倍。而处于孀居状态的全美女性占女性总数的 10.5%，也大大高于华人女性的7.1%。 再来看家庭类型, 这也是研究妇女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指标。大约84%的华人家庭是传统意义上的双亲婚姻家庭。这一比例比全美的平均比例（76.7%）高出了将近10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华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传统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传统的双亲婚姻家庭中，夫妇双方同时都工作的华人家庭占总家庭数的40%，比全美平均的36%高出10个百分点。比其它亚裔的平均数也高出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华人妇女的就业比例要高出全美平均值，也高出其它亚裔族群。
说到收入就不能不涉及到就业分布状况。概括起来，美国华人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依次为：管理及各种专业性工作，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销售及与办公室工作相关的职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以及金融保险房地产业。
在16岁以上华人女性就业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从事管理及各种专业性工作，大约有26万人，占女性就业总数的48.6%。其中大约8万人从事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占了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二，9万多人，从事与财务，企业管理有关的工作。占华人女性就业第二位的是销售及与办公室工作相关的职业，近 13万8千多人，占26.2%。占第三位的是服务行业，有6万8千多人，占13%。从事保险、金融、房地产行业的有5万4千多人，占女性总就业人数的 9.7%。
另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指标是教育。美国各族裔25岁以上人口获得的教育水平百分比, 在完成大学本科教育的层面，25岁以上华人男性有 23%，女性中有25%完成了本科教育，而在这一教育层面的全美平均值则是16%和15%。再往上看，完成硕士教育的，华人男性占17%，女性占13%，远远高于全美平均的6%和6%，也高于亚裔平均的13%和9%。到完成博士学位这个程度，全美平均为男性1%，女性1%，亚裔平均为男性4%，女性1%，而华人男性为8%，女性为3%。如果把获得大学以上学位的人口加在一起统一计算，全美平均完成大学以上学位的男性为26%，女性为23%，亚裔平均男性为 48%，女性为40%，而华人男性为53%，女性为44%。
有了上述统计数字做为依据， 我们就有可能对美国华人女性的状况作一番客观的文字描述。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21世纪的美国华人女性，她的主体应该是一群年富力强、高教育、主流就业、收入等同或略高于美国同龄妇女的平均水平、已婚率高、离婚率低、独立自主、自强自力的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不仅与美国历史上挣扎在煤矿或铁路工地等社会最底层、饱受欺压的华人妇女有着天壤之别，也与上一世纪移民到美国，生活在各城市唐人街上，开洗衣店、餐馆、小杂货铺的华人妇女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美国各少数族裔，甚至处于主流地位的白人女性相比，也是绝不会逊色的一个群体。
首先，占据美国华人女性主导地位的，处于15～64岁年龄段的华人女性，大部分是台湾6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踏上美国土地的。她们来美国的目的与先辈同胞截然不同。她们是到美国来求学。她们中大部分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来美国是接受硕士、博士等更高的教育的。这些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国内各名校的毕业生，是自己那一代人中的出类拔萃者。
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比如嫁个老外跟来美国的，但毕竟是少数。 正是由于这一群人本身的实力、能力和经历，决定了她们独立自主、自强自力的精神。她们既不甘心于做家庭妇女，相夫教子，也不安心于饭馆打工，打扫卫生这些地位低下的工作。
她们这些人中，有奖学金的，马上投入紧张的美国大学生活之中，当助教，助研，或从事其它一些与学术有关的工作。没有奖学金的就边打工，边上学。也有不少华人女性，先是打工赚钱，供先生念学位。待先生完成学业，找到工作之后，自己三十好几，甚至四十好几的年龄，又重入大学校门，苦读几载，毕业后也找到了不差的工作。
特别是不少来美的华人女性，面对美国残酷的就业市场，不得不半路出家，改换专业，在国内学中文、新闻、外语、物理、化学等等专业的，有不少改学计算机、会计、统计等比较好找工作的专业。虽然是赶鸭子上架，困难多多，但有志者事竟成，加上本身素质比较高，学习能力强，也都能完成学业，拿个文凭，再凭一技之长，找个收入不菲的工作。也有不少拿F－2或J－2签证到美国来伴读的女性，因各种原因，未能在美国大学取得学位，无缘在所谓的主流社会就业，也很少有呆在家里吃闲饭的，不是在餐馆打工，就是在其它服务行业就业，总归要自食其力。
有人说，中国女性，特别是大陆来的中国女性这种自强自力的精神与大陆多年来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有关。我认为，关系是有，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这些华人女性所受的高等教育有关。一般来讲，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或一技之长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绝不希望一辈子呆在家里荒废光阴。
与华人男性相比较，美国的华人女性还有一个非常利于其发展的优点，就是适应性强。由于中国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在国内已取得较高学历，有了较体面工作的华人男性，到美国后要放下身段，从头做起，地位反差大，心理不平衡，往往水土不服，要渡过或长或短的一段心理调试期，有人甚至由不适应发展到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从而演变出一些个人或家庭的悲剧。
而华人女性则不然，她们骨子里要强，不服输，但行为上则可上可下，可塑性极强。许多华人女性都是到美国没几天，甚至下飞机第二天就开始去餐馆打工。虽然也觉得苦，也心理不平衡，但她们为自己及家庭的前途，为丈夫，为孩子，可以忍辱负重。大概正是中国妇女传统中这样一种为家庭付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她们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如鱼得水，更挥洒自如，更能呼风唤雨。
统计数字显示，25岁以上的美国华人妇女中，25%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13%完成了硕士教育，3%完成了博士教育，而完成相应教育的全美平均百分比分别是15%，6%和1%。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层次的教育作为基础，成千上万的华人女性才得以进入美国的主流就业市场，担任管理人员、专家、学者，或从事与计算机、财务等有关的技术性工作。
由于环境、背景、语言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美国政界就职的华人及华人女性还是凤毛麟角。但假以时日，情况会有所改观，特别是在华人的第二代中，普遍起点相当高，又是在美国土生土长，思想观念基本上美国化了。
华人第二代中就有不少出色的女孩子有志于从政，并正在努力。 如果将大陆来的华人女性与台湾来的华人女性做一个比较，大陆来的女性独立性要更强一些，而台湾来的女性中国文化传统的色彩更浓一些。在台湾的社会文化中似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男主外, 女主内一直是一种主导的模式。台湾来的华人女性，即使在台湾已受过大学教育，很多人到美国后则安于陪读、生子、做家庭主妇。相比之下，大陆女性就“不安分”了许多。不用说在国内就大学毕业的，就是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的女性，来美后也想方设法要到大学拿个学位文凭。实在上不了学的，也要退而求其次，干一份计时工作，如售货员、餐馆服务员等等。
说到美国华人及华人女性的婚姻状况及感情生活，比起太平洋对岸，神州大陆上丰富多采的形式与内容，这里要相对平淡与沉寂得多。具体讲就是已婚率高，离婚率低，婚姻相对稳定，感情出轨，第三者介入的事情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在美国的华人道德标准与中国本土有多大的不同，主要是环境使然。
300万华人，在全美国只占了百分之一，还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及南方的大城市。在遍布美国广大领土上的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城市中，华人的数目有限，由于生活的范围和圈子都很小，出轨的机会自然就很小。白人虽多，但下决心与异族通婚的，毕竟还是少数。
说到华人女性的感情生活，应该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移民所造成的文化、经济、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在移民的开始几年，各方面的落差以及不适应，必然会给原有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时适应不了，或调整不当的家庭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以失败告终。
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家庭中的男性一时找不到定位，突然由原来家中的主要经济基础及主导地位，变成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心理压力大，失败及实落感强烈，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这种打击对中国男人是严重的。而处在这种情形中的华人女性，虽然有为家庭献身的精神，也不乏自强自力，撑起半边天的勇气，但面对接踵而来的挫折和打击，委屈和怨气与日俱增，如果没有异常稳定的婚姻基础和较好的个人素质，家庭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在我移民美国二十多年的经历中，周围华人家庭发生这类问题的比比皆是，矛盾有大有小，造成的后果也不尽相同。最终离异的有，但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在经历了长短不等，几年的磨合之后，随着学业、事业的逐渐走上轨道，压力减小了，矛盾也弥合了，随着夫妻双方的毕业，就业，买车，买房，家庭和婚姻都安定并稳定下来。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华人女性逐渐将生活的重心由事业转向了家庭、孩子。
据我观察，华人女性对房子的要求一般要高于男性配偶。同时，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了家务劳动上。但这样做的同时，她们绝不放弃费尽千辛万苦赢得的职位，即使先生的收入足以养家，华人女性仍然坚持经济上的自立，并始终希望保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角色。
一般的华人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三个以上的不多，没有的也很少。人到中年的华人女性，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子女身上。在这方面，华人女性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她们父母一辈的传统以及她们幼时的经验，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既有过分的爱护和照顾，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从小逼着孩子学琴、学画，在美国也照样风行。
由于美国大学看重孩子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华人父母们就又给孩子加上了打网球、篮球之类的业余体育训练。再加上周末的中文学校，使得华人家庭的孩子比他们的美国同学负担重得多。孩子们从小在美国长大，很难理解父母的文化传承，矛盾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好在大部分华人女性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多少能将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美国的社会现实做一番比较和反省，并作出适当的妥协和调整。能这样做的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趋缓。反之，如果家长顽固地守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加上攀比心理强，方法简单粗暴，往往激化与孩子的矛盾，亲情受到影响. 后果是要么造成反叛，要么引而不发，直到孩子上了大学，彻底脱离父母的约束。
空巢后的华人家庭，如有条件，男性往往在“海归”与不归的问题上犹豫、挣扎。这时的华人女性则一般变得比较“安分”，与她们当年来美国时的决心和干劲反差较大，基本都安于现状，朝九晚五上班，周末二天在家里做家务，买东西。偶而和朋友一起聚一聚，打打牌，也都有固定的很小的圈子。生活应该说比较安逸，但也很平淡，沉闷。未来何去何从，对这一代华人及华人女性来讲，还是一个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他（她）们走在路上，欲罢不能。前方的道路虽然仍有风险，但并不崎岖。归宿在哪里，是个想也没有用的问题。
相比国内的同胞，他们得到的是生活的安逸与生活条件的优越。失去的则是熟悉的文化，疏离的亲情，和没有归属感的失落。但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无论生活在哪里的国人都不得不摆正的心态。
概括起来，华人女性用自己的能力、勤奋和毅力，在美国这片大陆上，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打拼出了一个个新的天地。与此同时，她们也用自己的才智和一技之长，为美国社会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为母亲，又是承前启后的第一代移民，她们在中美两种文化与观念的碰撞和挣扎中，以极大的爱心和智慧孕育出了兼具中美文化传统的华人下一代。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世代的接力中，将大大促进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历史将不会遗忘她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和功绩。
作者简介：何剑，1984 年考取联合国奖学金赴美攻读学位。1986 年、1990 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人口学博士学位。为美国俄亥俄州政府首席经济人口发展专家，美国人口学家学会会员，美国社会学家学会会员，美国统计学会会员，大陆旅美经济学家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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